参加革命 · 郭龙德纪念

第三章

建国以后的建设时期

第一节

学校更名和当时的任务1949 年10 月初学校西迁，到达西安后即更名为西北人民医学院。

在学校各部安置停当，一切基本就绪后，全校召开动员大会，布置几项主要任务：

（一）创造条件尽快复课，对我们这些学员继续深造，保证学习任务的实施与完成。

（二）树立建校思想，以校为家，要求全校员工都要积极投入到各项建设的任务中，要为学校建设做出贡献。

（三）响应全党全军的号召，开展生产运动，这是当时全军要求的任务，于是我们50 年上半年开始开荒种菜、磨豆腐，发展农付业生产实现自给。对以上各项任务的执行都很顺利。随着时光的飞逝，学校规模逐年扩大，教学员工不断扩充，各项技术设备不断增加，各学科教研室相继建立，设备日趋完善，学校建设日新月累，突飞猛进，校园规模初具成型。临床课实习都在西安陆军二院，为了上课和实习方便我们先后搬迁住地，先住汽修厂，后移住铜铁厂，随后又迁到八仙庵，保证了教学质量和各阶段学习任务的完成。

第二节

造声势学校扬名到西安后开始建校又要复课，还要大搞生产，真是有声有色热火朝天，另方面学校也很注意扩大对外影响，大力进行宣传活动，组织校篮球队经常利用星期天或节日去西安市东大街青年会球场参加友谊赛，校队多次取胜，连西安市的专职职业队———华龙队也打不过我们的校队，从此我们的校队在西安市也有了名气。另外还组织了大型秧歌队上街宣传，巡回演出。那时排练了大型话剧到革命公园的剧场内进行演出，社会反映非常好，学校扬了名我们也感到荣耀和自豪。学校在生产运动中增加了一些收入，除了发送伙食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绒衣和一双橡胶球鞋，大家都很高兴，有的人穿上鞋晚上都不舍得脱了，真是天真可笑很有意思。

第三节

人民军队为人民，革命本色永不变我们身为军校学员，深受党的教育，在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进入城市仍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永不脱离人民群众，这里介绍几件事：

（一）巧捉劫匪我们刚到西安时，社会秩序较乱，有特务、有土匪，有一天我们队部的通讯员小李，机智勇敢地为民除害，抓住了两个劫匪，受到了队上的表扬，以后我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了报刊上，原文见第九章附文。

（二）正月初一为民救火1950 年春节，正月初一，我和另一个同学请假上街，刚走到东大街就看到端坜门附近的马路南侧一家商店起了大火，乌烟滚滚，火势凶猛已烧到楼上，有很多人围观，也有的人用水灭火，我们两个便跑到火场处主动找到一家的后院有口水井，便向院内老乡借了两个水桶进行打水，然后提到火场附近进行灭火，连续干了两个多小时，在众人的协同努力下终于将火濮灭了，我们的军服也都湿，我们将水桶送给老乡，在场的老乡都被我们的行为所感动，他们一再赞谈和感谢，我们一再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和老乡们道声告别后便向驻地返回，回到学校队上已开过饭，但我们感到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从内心里也感到高兴，为此队上出黑板报对我们为民救火的行为进行了表扬。

（三）去火车站货场搬运货物入城后我们利用周末和节假日集体到火车站货场参加劳动，帮助他们搬运货物，扛运木材等劳动，从而密切了我们和劳工的关系，扩大了影响。

（四）夏收季节助民劳动1950 年夏收时季我们分别到学校周围的村庄帮助老百姓收割麦子，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第六节

毕业出校，走上工作岗位

（一）从西安到兰州，由军区卫生部分到宁夏军区后勤军医院外科

等待分配1950 年10 月朝鲜战争暴发，接着我国于10 月份就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进行抗美援朝，我们学校当时就有两个期毕业出校随部队直接入朝参战，我们十三期继续在校学习，至1957 年5 月基础课与临床课程全部结束将进入临床见习，可是一部分同学去了朝鲜，而我们四个同学奉命去兰州到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卫生部报到等待分配，我们从西安乘汽车往兰州，途中走了几天都是土路很不好走，特别是中间经过六盘山时，翻山越岭，又正是雨后日出，路上还流着雨水，由于山高路陡道滑非常危险，车也走的很慢，尤其下坡时令人提心吊胆，好不容易下山见到平地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到兰州后，当时我们也准备去抗美援朝，在兰州住了几天，结果有一个同学去了朝鲜而将我们三个同学直接分配到宁夏军区后勤部军医院工作。
赴银川途中闹笑1951 年5 月由宁夏军区后勤部的汽车从兰州市把我们接上开往银川，在路上还出了一点麻烦，说起来也是有惊无险的笑话，耐人寻味。

那时沿途都是土路，路面不平，颠簸的很，不知什么时候卡车车邦的后挡板掉了，我们的铺盖行李及书全掉了而未能被及时发现，直到我们快到中宁县城时才被发现，当时急得我不知所措，觉得行李丢了倒没关系，可是书全丢了怎么工作呀！？结果司机将车倒过头沿原路开回寻找，一直往回走了有10 多里路才发现行李和档板都沿路分散的撒在了路上，我们下车检回掉在路上的东西至此悬在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按原路返回，赶到中宁县城时天色已经黑了，那时多亏沿途人烟稀少，路无拾遗才虚惊一场，这对我们那时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次日我们到达银川，先到宁夏军区后勤卫生科报到，当晚卫生科请我们在黄鹤楼吃了一顿饭其中特别有一条糖醋鲤鱼这是宁夏的黄河鲤鱼，也是我们第一次吃到的土特产。餐后并告知将我们分配到宁夏军区后勤军医院工作。那时医院驻地分散，分布在银川市内的几个点上，院部在惠民巷，内科在城隍庙，外科在银川市西马营，即中山公园的怀远楼。

走上工作岗位到银川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院部报到，高技副院长接见了我们，并介绍了医院的基本情况，医院是解放宁夏时从陕北三边分区调来的，同时接受了国民党二四七医院而组建成为宁夏军区后勤军医院。我被分配到外科，所以医院派人将我送到中山公园的怀远楼外科驻地。留心看去，怀远楼座落在中山公园的东南角上，主楼坐西朝东，前面是个较大的院子，从东侧的大门进去南北两侧各有一排约6 间长的厢房，北边一侧是药房和伙房，南边一侧是医生宿舍和办公处，还有管理员和库房分占。站在院中间面向西看去就是主楼的正面，此楼外形是横向“8”字形，上下为两层是砖混结构，中间上方竖立着一个怀远楼三个字，落款是蒋中正题的类匾额。据说这座楼是马鸿逵专门为迎接蒋介石来宁的下塌处。楼后连着一个小院，院的南北方各盖有三间平房北侧是护办室，注射室，南侧三间收住妇产科病人。另外护士排住在中山公园进南正门不远处的马路西侧的一个小院内。（52 年外科从怀远楼移住至尚勇巷，53 年4、5 月份医院整个从银川市内搬迁至银川市南郊谢家寨1 号，即宁静楼的马家花园）。那时外科还是一个大外科，包括有妇产科。收治战伤、普外、肿瘤、妇产等多种病种。当时科内有主治医生张德仙，医生王志成、毛克明、蒋百让，高技副院长兼主任。在外科工作的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在上级医生的带领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对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一定的提高，高技副院长是专门搞外科的，手术很熟悉，一次通过一个兰尾手术的观察，只用了11 分钟的时间，截肢手术、胸盖手术都作过。
政治运动深受教育50 年代我们经过抗美援朝、镇反、审干，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自己教育都很大，尤其是在全国镇反运动中，在宁夏镇压了土匪头子郭栓子及其同伙的一批土匪，历史反革命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动群众揭批贪污盗窃行为，后勤打老虎，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党中央对天津大贪污犯张子善、刘青山处以极刑执行枪毙这二人都是革命的老资格，犯了法同样判了死罪。在基层有的司务长自己心虚而上了吊的，经过这些活生生的教育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二）调到宁夏军区警卫营1952 年元月我奉命调到宁夏军区敬卫营卫生所工作正排级，那时卫生所有两个军医，一个调剂师、两个护士、5 个卫生员，因无所长，主要由我负责。在这里都是连队生活，每天随营部出操，训练等。卫生所的任务主要是做好全营的医疗、预防以及训练中的卫勤保障工作。

后来营的建制取消，解散时要对遣散的人员进行病、伤、残之医疗费的评定，这项任务工作量大，比较复杂，自己又没有经验，掌握尺度很重要，因此宽严要适当，不然宽了则评医疗费的面太大，严了则有的有病反而评不上，这样会闹出意见，因此必须宽严相宜。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结合平时看病住院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深入连队进行调查，听取各级领导、群众的意见和卫生员反映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拿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才定下来，最后依照方案进行处置，一直到工作的结束都比较满意，终于达到了组织上和本人都满意的效果，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受到营领导和军区卫生所的好评。

（三）从警卫营回到西北军区第十三陆军医院内科工作1952 年6 月底警卫营工作结束，按照军区卫生科的指示，我带上营里的两个护士、三个卫生员回到宁夏军区后勤部军医院，我去内科，驻地在军区原训练队院内。此时我收到了西北人民医学院给我的毕业证书和一枚校章，证书毕业时间是1952 年5 月。

1952 年7 月1 日西北军区发布命令，宁夏军区后勤军医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陆军医院。

内科仍属大内科，收治内科各系统的病人，同时还包括小儿科及传染病人（分开收治），对我来说等于又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必须要掌握内科与小儿科的临床工作知识，而且临床医生还要掌握常规检验的操作，这些对自己都是一个实际工作的考验和要求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适应了内科的临床工作。九月份经孙世经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内科这段时间，从临床医疗工作中遇到过的几件难忘的事，对我印象最深：

进口原装药品也有错装之时，必须坚持查对：

我管的一个病人需要输血我将输血瓶和采血瓶都准备好了，开上处方去药房取出一盒5 支装的枸椽酸钠安，输血时先把安打开然后将其倒入采血瓶，在边采血边搅动的当中发现血有血凝现象，在场的医生以为取错了药，然而我找回原装盒和所有几个安进行核对后，才发现这是日本产品，在出厂前将一支盐水混装入药盒内，这支盐水与其余几只安外形完全相同，唯不同的是这只装有盐水安的标签是生理盐水，所以血液才凝固的。从这件事提醒自己，任何一件事都必须细心操作严格查对制度，一点也不能马虎，否则想不到的事情也都可能会发生，临床工作没小事，人命关天是大事。

当医不能救命，深感负疚：

有一天我查房时，在同病室由其他医生管的一个病人，平时又说又笑很随和，那天他突然咳嗽了一声却喀出血来了，血从口鼻往出冒，他立刻喘不上气来，我马上上前看个究竟，同时让人快叫他的医生，当我刚走到他跟前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鼻一直往外冒血，两眼都蹩红了，示意让我们快救他，可是我们也都束手无策来不及任何措施，他因一口气也上不来便撒手而去了，当时我也很难受，作为一个医生眼看着不能救活一条人命而感到惋惜和自责，说明医无止境，医生也有无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技术加强救治生命的能力才不愧为一名医生。

（四）调任宁夏军区卫生科任科员

机关工作得到锻炼1952 年9 月，宁夏军区干部科调我到宁夏军区后勤部卫生科担任科员工作，据知当时调其他人时那不愿离开医院的临床工作去搞行政工作，后来组织上找我谈话，我表示服从分配，于是就将我调到卫生科任科员。上任后具体分工是管医疗、卫生训练、卫生统计、图书管理等，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为了适应机关行政工作，自己边工作、边熟习、向领导多请示、向同志多问、多学。那时我们为防细菌战经常下部队搞群防群治，还要协同地方到地方各单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下去检查部队和地方的卫生。在机关工作期间开办医助训练班，卫生员训练班，炊事员训练班，举办部队卫生展览等，自己还要当教员，每项工作完成都要写总结报告。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特别是在工作实践中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都有较大的提高和科内其他同志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1953 年年终总结时荣立三等功一次。
执行任务中途翻车命悬一线1954 年7 月份组织上派我去兰州参加西北军区卫生部召开的卫生行政会议，会议期间因宁夏磴口发生疫性，会上黄部长问：宁夏干部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回答道：来了。他说：你们宁夏磴口发生了疫情，你不用参加会了，卫生部派专车及防疫队专家和防疫人员还带有一个些物资连夜赶回去，我奉命照办。那时卫生部派了一个“嘎斯六九”、两个司机都是团员，车上还有两名专家教授和一个医生，我们领了一些备用物资，当天就连夜色往银川赶，诸不知路上还出了事，当汽车走到榆中县境内时，路过一个深沟，中间是用土筑起的一个土桥，桥下是10 多米的深沟，汽车刚过桥不远处就从路边向下滑翻到路基下，车上的人全扣在车箱内，万幸的是都没有大伤，从车箱爬出来还算无大碍，我们一直等到天亮，才回过头来检点了车从桥上过的路线，车子从上桥的路面开始就晃来晃去像扭秧歌一样过的桥，汽车刚过桥不远处就滑在公路的路基下翻了车，看来司机过桥前就开始打盹了。至此我们都感到后怕，如果车翻到桥下那就滚到沟底，连车带人全完了，真是命悬一线呀。

早晨我们找到当地生产队的领导，他们发动群众前来用绳索将车拉起来并拖出路基，我们对群众的热情帮助再三表示感谢，然后起程再上路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的行程中，司机沿途则十分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当车开到宁夏仁存渡口时天黑了，夜间不能渡船，只好在渡口的荒滩上芦苇丛中等了一夜，其间受冻、挨饿、蛟虫叮咬，遭受了一夜的罪，等到第二天早晨船工都来了，我们的车才上船渡过黄河，将汽车摆渡到对岸下船后我们直接开往银川。中午车到达宁夏军区后勤部，领导接见了前来参加防疫的几位专家并一同吃午饭，在领导的安排下当日就开往磴口疫区开展防疫工作去了。

光荣入党这年的八月底，组织上找我谈话，告诉我上级已批准我正式入党了，同时对我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那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呀，这将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时间是1954 年8 月21 日。我入党是由乔良和李富贵两同志介绍的，我非常感激他们，同时也非常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和考验，我深知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在入党问题上，我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开始总觉得自己出身好，历史单纯，参军后热爱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始终是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工作着，立过功、受过奖，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入党条件够了，组织上自然会主动找自己并吸收我入党的，因此自己却采取了一种等待组织找自己的被动态度，就这样耽搁了很长时间。诸不知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当把自己的思想汇报后，在组织的帮助下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因为入党主要是靠自己的觉悟和要求。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党的知识，提高对党的认识，如果有了入党的愿望自己就应该在觉悟的基础上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并提出入党要求申请入党。入党是自觉自愿的，绝不是拉谁入党，我读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料和党史《中国革命读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八项标准条件》《中国共产党员党证》等，就这样我在提高对党认识的基础上才主动写了入党申请书、纠正了原来的想法。

统购统销是国策1954 年8 月份左右，我国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是一项重要国策，人人都要自觉遵守，对我印象较深的是花纱布公司对棉布实行统销，发的布票进行购卖，事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大家都能认真贯彻执行。唯机关有一个家属在提前得知此一信息后，自己偷着抢购了一匹白布和花布，组织上得知后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将所卖的布全部给退了。

（五）宁夏省建制取消，我改任银川军分区卫生科的助理员兼统计员。

1954 年9 月10 日宁夏省建制取消，合并到甘肃省改为银川专署，宁夏省军区相应改为银川军分区，将我编入银川军分区卫生科任助理员兼统计员，此时自己对机关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工作还比较顺利。领导对我的工作也比较满意。

开展肃反运动1955 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按照上级部署，军分区也开展了肃反运动，对一些重点对象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运动中发现了一些历史有严重问题的人，如有的人曾参加过“反共倒算团”，还有个别解放前曾伙同他人杀害过我党干部，他们隐瞒历史蒙混多年，终于暴露了真面目，真是触目惊心，通过运动克服了高枕无忧的和平麻痹思想，提高了思想觉悟水平和阶级斗争观念。
全军实行四大制度1955 年8 月份全军实行四大制度，即军衔制度、军官服役条例、薪金制度、休假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授了军衔，有的改为工薪制，授衔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进行授衔，那时候将军衔多是长征干部，我们军分区司令员牛化东授的是大校。我开始授准尉，很快调为少尉，以后我按年限晋为中尉，1963 年晋为上尉。授衔时校官每人发一套海蓝色礼服，尉官发一套军服为军绿色，配有大盖帽和武装带以及黑皮鞋。直至1965 年取消军衔制，同时减薪。军人的标志改为象征两面红旗的领章和军帽上的红五角星。以后技术级改为国家行政级。

（六）母亲病故返里治丧1954 年年底我母亲病重，家书要我回去探望母亲，按照本应回去床前尽孝，却由于科领导去兰州开会科里我一时离不开而未能回去，当时领导让我等科长开会回来再走，于是我只给家寄了20 元人民币和红白糖各二斤。55 年元月底的春节期间，忽接家中电报，得知母亲元月30 日即正月初五早上病故，噩耗传来痛苦万分，我为母亲的去世而极度悲伤、恸哭不已，随即请假返里治丧。母亲一向是家庭的顶梁柱，家中父亲已60 多岁，弟妹正在念，家中生活极度困难，当我回到家中时，得知母亲去世后在家中坑上放了三天，请人赶着做了副棺材才将母亲装殓，此时才发现我寄回去的20 元钱仍然原封不动地装在母亲的上衣口袋里。当我回到家连母亲的贵容也没有见上，倍感伤心而遗恨。

我回去时共借了200 多元钱，当时我拿出100 元还了棺材钱，剩下钱拿出大部分办理丧事，那时统购统销，食油都是按标准供应，我去县粮食局找到我原来上高小时在一起上学的老同学李士段才算解决了一斤食油供操办丧事用。办完丧事后我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归队时一路省吃俭用，返途到达同心县时身上分文皆无，连夜宿店钱及晚饭钱都成了问题，焦急时我提上行李刚出汽车站就碰上了骑四团卫生队的王医生，于是向他讲了我的情况后，向其借了2 元钱，才算免强回到了银川，返回单位后连吃饭钱也没有了，那时刚实行工资制，自己不但没存款，就连借的钱一时也无法还清，所以有几天都没有上灶，而只是食用从老家带来的干粮，自己每天没有二话只是默默地努力工作。那时父亲年迈弟妹都在上学，全家生活也都落在我的肩上。以后不久分区机关借调我去帮助工作，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经群众评议又荣立三等功一次。

现将《我对母亲的回忆》一文附录于下：《我对母亲的回忆》我母亲于贞花，祖籍山东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外祖母家是山东人。她生于1908 年12 月29 日，痛于1955 年1月30 日（正月初五），享年48 岁。

回首我母亲去世已经56 个年头了，自从母亲走后，我无时不在思念她，有时眷念不能入眠，使我想的很多，很多，因为我母亲是一位伟大而仁慈的母亲，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引起我无比的思念，也勾起了我对往昔苦难岁月的追忆，在我的印象中，可以说我母亲一辈子从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更不知幸福的是什么样，而是与苦相伴了一生。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的家庭妇女，她生活朴实无华，虽目不识丁，但却知情达理，为人处事光明磊落，在家她是个贤妻良母，在外她处事廉和平易待人、对人诚恳、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从未和人争吵过，亲友邻居都喜欢和她相处。她有着满腔的热情和一颗仁爱之心，她呕心沥血将其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儿女们的身上。她穷有穷的骨气，她矢志不渝，一心要把孩子培养成人，家中再有困难仍节衣缩食也要送孩子上学，教育子女要知书达理，认真做人，能体面地站立在众人面前，我清楚的记得我上学的第一天就是背上我母亲亲手为我绣有黑色“书包”两个大字的蓝色布书包去上学的。她从来没有看过一次戏或上街看一次热闹，总认为自己不如人，站不到人的面前。她从来也没有安睡过一个长夜的觉，她睡的最晚而起的最早。我每次夜间醒来她总是在小油灯下不是为我们缝缝补补，做鞋袜或坐在坑头上纺棉花，直到天快亮了才倒在那里打个盹。每次吃饭也总是做在前吃在后，老是先尽我们吃饱，剩下的够不够是冷是热就随便去吃点。有一点好吃的也总是留给我们吃。

她养育我们四个孩子，不知道吃尽了多少苦受尽了多少罪，尤其在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华民族使我们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乱年代中，她拖儿带女，领上我们离乡背井，东藏西躲、挨饿受冻、又苦又累、度日如年、频于非命，她领着我们与野兽同穴担惊受怕，吃尽了人间之苦。她心地善良，有一颗怜悯之心，她非常同情穷苦人，虽家中生活拮据难熬却还要尽力施舍有难之人。有时让在外讨吃的人到我家过夜取暖防冻。

解放后土改翻身，分房分地，她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她积极参加支前，办事认真，为赶做军鞋日夜操劳，收缴军鞋时都要用称称，不够份量的坚决不收。也多次为行军路过的部队送水送饭，从早忙到晚，在那峥嵘的岁月里她真是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儿子参军时她一心支持，就在儿子参军离家时为我专门包了一顿饺子送行，但却在紧张的忙乱中忘了在馅内放咸盐，直到下锅煮熟吃的时候才被发现，结果全家人面面相觑，会意地笑了起来。可是多少年来难忘的是那次唯母亲是边笑边抹泪，使我至今一直都忘记不了那次的情景，真没想到就在那次离别之后，竞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永别！由于母亲多年来积劳成疾，身负重病，病重时她是多么地渴望能见上离家七年之久的儿子，可是直到弥留之际，儿子仍没有回到床前尽孝，从而始终也未能见上儿子一面，使母亲充满着死难瞑目的失望心情离开人世，儿子返里后深感痛心，只能跪在灵前仰视灵柩顿着哭拜，回想起来实为遗恨，愧对她老人家，正是：母恩未报，竟而作故，子道有愧，遗恨终身。每忆及此总是黯然泪下！

亲爱的妈妈，您儿子永远怀念您，亲爱的母亲，您永远是儿做人的榜样，您在我心里是永远活着的人。谨以此文献给母亲，愿母亲在天之灵受儿孝拜，以慰母心。妈妈您安息吧。

龙德顿首论上2011 年6 月

（七）宁夏恢复省的建制，我又调回医院内科工作1955 年10 月宁夏恢复省的建制，银川军分区撤销，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调往兰州还是留在银川，我提出愿意留在银川，调回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于是我便被调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内科工作，（兰州军区于1954 年11 月24 日下达命令将十三陆军医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

在第五医院，我参加了内科临床实际工作，经历了一些大的政治运动，完成了一些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从事并适应内科临床工作自己在军区机关工作了几年，此次又调回医院，必然这又是一次新的挑战，一切又要从头做起，一方面要熟悉普内的临床基础，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另方面也要掌握相关科的基本技术要求，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医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医院在内科连小儿科的病人都要管，也就是说从客观上对一个医生来说又必须具备是一个多面手的要求。当然，重点还是要努力下苦功打好内科基本功的基础。根据在校时有的教授介绍他自己的经验时就要求我们提倡一本书主义，也就是说，你决定搞那个科，一定要选这个科的一个模本，从头到尾熟读会背，以此作为基本功，然后将其它书藉、杂志以及自己的点滴经验汇集起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才能算得上是有学识的专业人才，由此我就曾暗下决心，照此标准要求自己，选定以《西塞尔内科学》（又称希氏内科学）为模本，从头到尾认真去学，这样占去了自己大量的时间消化这本书，为此使自己的专业水平提高较快，同时我还订了《中级医刊》《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并选购了《实用内科学》《掌握主诉诊断法》《症状鉴别诊断学》等实用书藉边学边用，在临床的实际锻炼中，理论联系实际使自己对内科有了一个较完整的系统概念，从而更使自己掌握的基础理论系统化了，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处理病人也就比较得心应手而不忙乱了，由此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参加传染病流行病学学习班学习1956 年4 月，兰州军区卫生部开办了传染病流行病学学习班，时间三个月，通过学习增加了传染病流行病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这对提高自己的医学基础理论也起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作用。总的来说，这段时间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较快，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性地撰写了三篇文章，对自己也是个检验和提高。
经历了几次大的政治运动。

1957 年7 月在全国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运动，本来是通过运动帮助党进行整风，可是有人借此机会向党发起了进攻，报纸上说这是引蛇出洞，为此，后来在全国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可是在运动中，将过多的人弄为右派分子，他们在政治上多年受压，直至1979 年（78）11·15 号文件落实政策时才得以平反。

1958 年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宣布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号召实行大跃进，将其诠释为”三面红旗，由此浮夸风在全国兴起，给国家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以后得到了纠正。

1959 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随之反右倾机会主义，在我们五医院有一个同志参加农村社教回来以后，他在会上讲了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说农民吃不饱，连咸盐都困难，公社干部还逼着农民去劳动……等等。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回老家。就连我们医院从长征过来的老院长也受到了批判并转业到地方上去了。在中央矛头直指彭德怀同志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早已离开人世，这也牵连了不少领导同志，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去青海果洛参加剿匪平叛1958 年8 月我奉命去青海果洛参加剿匪平叛，我们一行到青海西宁集合然后乘汽车到果洛战地医院执行任务。我们乘车出发走到海南区域内时在路标上就显示出“战区”的字样，提示我们从这里开始已经进入战区，随时都要准备投入战斗的，于是大家的精神开始警惕起来。路过花石峡又称鬼门关，这里海拔较高，达5000 公尽以上，第一次到达这里的人，一般都会出现高山反应，表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疲乏无力等不适症状，经平卧休息，吸氧后即渐好转，然后继续上路。沿途经过几个兵站才到达果洛战地医院。

（1）医院概况这个医院从领导到每个同志都是从西北各个医院抽调来的，有内、外、五官科医生，护士长、护理员、放射、检验以及司机、司务长、炊事人员等。工作中都很团结，协作，生活上彼此关心照顾，亲密无间。我在这里主管内科病人，住的是都是帐篷，手术室在房内，人少在做手术时我也参加帮忙。偶而也出去执行任务，战时生活比较艰苦，特别是随部队追剿土匪时，因为一直是在追寻敌人，有时骑马连走好几天，翻山越岭，挨饿受冻，不像围剿那么单纯。深冬季节开始封山前，部队才先后陆续返回果洛，那时分区组织我们医院举办欢迎晚会

（2）处理战友的遗体工作中，有时还要处理从前方驮回来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精心料理，使其慢慢解冻后进行清洗消毒，再换上新军装然后装殓下葬。这些工作对自己也都是个锻炼。

（3）收治病人情况部队冬训整顿，医院收治战场少，以感冒、上呼吸道感染、肺炎、高山性肺水肿、高山性心脏病消化道疾病等为多，其中积累了不少高山性肺水肿病人的资料，对此我还总结了一篇文章。

（4）风雪夜护送病人，途遇敌情就在这年的冬天，有一个高原性心脏病患者，病情危重，急需后送至西宁内地的相对低海拔区，我与一个护理人员乘救护车护送病人连夜赶路，就在这个风雪夜的半路上天下着鹅毛大雪，路面上积雪很厚，正走着突然发现大路上有拐进来刚走过的一大片人马脚印，我们分析认为肯定是一夥土匪在前面刚过去不久，这对我们确实是个威胁，继续向前走吧很可能走不远就会遇到这群土匪，不走吧病人的病情将会加重，有生命的危险，权衡后我们认为冒死也要冲过去，不然病人病情不允许，所以将枪拿在手中，子弹推上镗以备万一，我们严密监视前面的情况，汽车一直向前开，可是走了一段路发现前面的脚印拐向侧面的另一个山沟里去了，于是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连夜向西宁市开去，当车到了西宁市时病人也完全恢复了常态，我们总算平安的完成了后送病人的任务。

我们在果洛待了8 个月左右，野战医院完成任务工作结束，于1959 年4 月份返回原单位。分别时大家依依不舍，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难分难离，充分体现了战友们的深情厚谊。

参加兰州军区建国十周年医学论文汇编1959 年4 月份，我从果洛参加平叛剿匪回到银川不久，领导又通知我，让我去兰州参加兰州军区建国十周年医学论文汇编的编辑工作，到兰州后将我分配到内科编审小组，在内科专家的指导下，对兰州军区各医院送审的内科稿件进行审编，从定稿、排版、付印、校对到出版成书历时三个月，最后完成了任务返回医院，在此过程中向老专家学习了不少专业知识，对自己的业务水平也是一个再提高。这次编审中有三篇文章被录用，其中就有那篇高山性肺水肿的文章。
赴青海玉树参加兰州军区后勤卫生部组织的高山病、研究小组工作1960 年2 月兰州军区派部队到青海玉树（结古）地区继续执行平叛任务，卫生部抽人组成一个高山病研究小组跟随部队一同到高原地区，沿途观察研究高山病，因我到果洛地区执行过任务并撰写过一篇高山性肺水肿的文章，因此指名抽调我去参加高山病研究小组的工作。

主要任务是观察“参芍龙”药片对高山病的防治效果以及对高山病发病机理的观察、研究与探讨等。我到兰州卫生部报道后，和小组其他同志跟随领队共同做了一些筹备工作，领了些物资，然后乘上新配发的救护车由司机直开到西宁，经联系安排，我们小组人员直接下到部队，次日跟随部队开拔，从西宁出发，沿途行军经花石峡、黄河沿、野马滩、野牛沟、清水河到达玉树，再抵囊谦，一路我们进行了严密的观察与登记。

（1）抢救连续发生之高山性昏迷的病人我跟随的二营到达清水河宿营地时，战士们刚走进帐蓬就发现一个战士发生了高山昏迷，我们很快将氧气瓶抬来给吸上氧气，同时进行人工呼吸，这个战士很快就苏醒过来了，但就在此时在一个帐蓬内接连又出现了两个昏迷患者，我们依然给输上氧气并施行人工呼吸，过了一会他们也相继苏醒过来了接着又抢救了其他的病人。那时我忙来忙去，应付突发事件，随时处置病人。尽管有些劳累但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这可能与我前两年去果洛地区在高原地区待过而已经适应了的关系。次日我们赶到玉树，接着又行军到囊谦算是沿途对部队的观察告一段落。

（2）收治野兔热病人我们高山病研究小组从囊谦返回玉树，驻进当时临时的20 医院内开展工作，有时还帮助他们处理一些病人，期间有一组病人是因在野外山沟里打野兔吃野兔肉集体患了病，主要是头痛、发高烧、乏力、食愈减退、腋下淋巴结肿大，开始还不知是什么病，后经我们进一步检查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才确诊为土拉伦氏病（腺型野兔热），后将患者淋巴结送兰州总院进行病检结果完全符合诊断，后经治疗全部痊愈。

（3）一例罕见之吐脓的病人在内科有例长期发高烧，吐脓性分泌物，临床观察对胃内吐出脓性分泌物无法解释清楚，按常理一般来说，胃内是不会出现化脓性病变，更不会有脓性分泌物出现。于是医院请我们会诊，经过在一起研究，最后大家考虑这是一例罕见的病理发展过程的病人，病初由于上呼吸道感染未能及时控制治疗，由部队送来已经引起肺脓疡，继而形成脓胸并穿透肺肌和胃相通于是则脓从胃中吐出，最后病人死亡，通过尸检完全证实了以上推断，这是高山病一例非常罕见的特殊病人。

（4）对有关高山病项目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玉树我们到附近县上对藏族群众进行一些专项调查，还对一部分人进行了血氧测定，此项检查是在X 光透视下通过心导管采血的。

另外还对一些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重点是对心血管系统的高原病理变化的观察，其病理标本都是送回兰州总院病理科作病检。

在高原地区历时半年多的时间，于1960 年8 月份回到兰州进行工作总结。在从玉树返回西宁的途中，青海高原气候变化异常特殊，沿途乘车行进中一会刮风、一会下雨、一会又下雪，甚至还下冰雹，这种特殊的气候在行军的沿途一日之中都可遇见，真是耐人寻味。我们从西安回到兰州总结结束后，对高山病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于1960 年10 月初我回到原单位。

第五节调学深造，去七医大参加全军举办的高级专科理论学习进

修班学习及北京301 总医院总后卫生部进修学院进修1960 年10 月我完成高山病研究小组的任务返回医院后不几天，院组织上通知我，让我去学习，先到兰州军区干部部报到，到了兰州后干部部找我谈话，大意是全军要抽调500 名医务干部进行高级培训，任务是要接替老专家的班，具体可能要改行，对我主要是改行学理疗，必须服从组织分配，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当即给我开出介绍信过去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报到，我到校报到时才知道我们学习班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高级进修生基础理论学习班”。此时正值苏共20 大召开，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学习期间我国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苏联修正主义对我们要挟逼债，我国只能以物抵债，可是苏修专门卡我们，拉去的肉要用卡尺测膘，肥的不要，瘦的也不要，必须符合他们规定的标准。送去的萍果要用圈套，大了不行，小了从套圈中漏下来也不要，明明是责难我们，对此我们都感到非常气愤，同学们表态宁肯勒紧裤带也要给苏修还帐，共度难关，在这一非常时期，全国人民都经受着低标准时期的考验，由于营养缺乏，出现了大量浮肿的病人，我自己那时也出现了下肢浮肿的情况，尽管如此，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同志们的学习情绪，我们利用周日组织人去深山中找榛子晒干磨成面吃，还常卖些野果子酒喝又不醉人。这种生活条件对我们也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一直坚持完成了理论教学的任务，学习班结业后，于1962 年上半年将我们转到北京“总后卫生部进修学院高级专科进修班进修，实际上就是在解放军总医院（即301 总医院）理疗科进修。在此生活上仍然受低标准的影响，发粮票有粗粮和细粮搭配，红薯干顶粗粮，不过还可以吃饱不受饿，下肢浮肿也就消失了。大家都在发愤图强地学习着，结业时要求每人写一篇结业论文，由于我原来是搞内科临床工作的，这次改行搞理疗，因此我自己从实际工作出发，为了理论联系实际，真正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纵览有关书刊，在工作中摸索经验写了一篇约一万多字的“如何进行理疗处置”的综合性论文，受到领导的好评，特意指定让我在学术活动的时间在全科向大家作了讲述与汇报。

在总院，有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了我们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同志，他在南楼（将军楼）住院，我约时间专门去病房看望他，他很亲切的接见了我，和我谈了不少学习的事，其中他一再叮嘱我，学习结束后一定要回到宁夏，我一口答应，而且说我在宁夏工作多年，组织上培养了我，我一定要再回到宁夏。此时我同时提出能否再派来一个护士进修理疗，以便回去能协助我工作，不然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也没人敲锣，司令员答应了我的要求，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北京总院理疗科进修结束后，在统一安排下又去北京协和医院理疗科，北京军区总院理疗科，海军总医院理疗科，北京红十字医院理疗科，积水坛医院理疗科等参观学习了一段时间，重点学习了超声诊断技术，至1964 年9 月份结束学习。

第六节

结束深造，返院工作1964 年9 月份我在北京解放军301 总医院学习结束，完成了四年一贯制的高级培养返回单位，介绍信是从北京开到兰州军区干部部的，我拿上介绍信直接回到宁夏军区干部处，由他们介我回到解放军第五医院，后来兰州军区数次向宁夏军区要我，而宁夏一直不放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想，这次学习是组织上对自己的关心、爱护和培养，经过四年的专科深造，自己的专科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专业化了，我下定决心绝不辜服组织上的培养，一定要努力工作，把所学的东西不保留地全部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临床实践中，于是我回到解放军第五医院。首先就向领导汇报了四年来的学习情况以及回来后的工作打算，取得了领导的同意和支持。

1964 年10 月宁夏军区干部处任命我为解放军第五医院放射理疗科主治医师，当时放射和理疗编制上为一个科，科内还没有主任，所以自己则负责科内的全面领导工作。为了开展和推动理疗专业工作的开展，首先我在全院进行了几次专业讲座，大力宣传理疗专业的业务范围、种类、适应症，如何配合临床各科全面开展物理治疗工作，提高治疗率。于此同时自己动手策划制作展板，在全院办了一个小型的理疗专业展览，均得到了领导和全院医护人员的和休养员的大力支持，在短短的时间内将理疗工作开展起来了。1965 年任命我为放射理疗科主任。在此之后理疗工作的开展日新月异，尤其对理疗室的环境也进行了发行，有一个比较舒适而新颖的环境，病人也都乐意前来治疗。

开展的物理治疗种类也在逐年增加，50 年代开展理疗仅2~3 种，64 年增加到9 种，65 年增到13 种，69 年达18 种，79 年我科小功率氦氖激光器研制成功而增到19 种，87 年又增加了6 种已达25 种，以后达到30 多种。治疗室规模也在逐渐扩大，61 年只有一名护士兼管，没有专门的治疗室，64 年开设了三间治疗室，有两名护士，建立了科内各种制度，使理疗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特别是外科有一名掌指大部断离的病人术后在配合进行理疗和功能锻炼的康复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使大家对理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69 年我们搬进新建的外科大楼，理疗室的规模也相应的扩大了，设有办公室、光疗室、针灸按摩室、蜡疗室、激光室、高频室、低频室、微波室、溶蜡室、检修室等。住院和门诊的理疗病人也在不断增加，按平均每人每日工作量计，60 年代以前才1~5 个人次左右，到80 年代已达25~30 以上人次，理疗工作人员一度也增加到9~11 个人，这是理疗工作在建院史上发展较快的时期。在开展理疗业务的同时，还开展了超声诊断，同位素诊断等新业务技术，这些业务的开展一直坚持了十多年也都在不断地发展着。

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对医院工作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被称为是一场空前的十年大浩劫，它对全军各个医院的干扰也在所难免，作为教训我觉得也有必要在这理费点墨纸，供后人借鉴。

1966 年6 月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红卫兵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串连、抄家、揪斗各级领导，到处夺权，甚至打、砸、抢把社会搞乱了。1967 年3、4 月间宁夏社会上也动起来了，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要“大破大立”，社会上有的人私自去北京上访回来后也贴大字报，搞串连，后来内蒙部队医院造返派也来宁夏搞串连活动，对部队影响极大，上级一再强调部队要稳定，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宁夏军区机关内，甚至军区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在我们部队医院也有个别人自己跑到北京去串连，回来后串连一些人，煽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强制院长、政委、副院长下到科室干清洁工，刷痰盂、洗厕所。有一天让院领导手提洗脸盆，排成一列长队边走边喊、边敲脸盆，责令让大声说：“我走资派，执行了反动路线”，同时还有些科室的中层领导也跟在后面“游院”，广大群众和病人围观看热闹，游游完院后造反派指着院领导质问道：这是什么行动？可是政委只是说了一句话：用毛泽乐思想衡量吧。从此院领导、院机关以及各科室的工作受到了不同程的冲击，以至后来造成院党委和机关以及科室的工作处于一种半瘫痪或瘫痪状态，极大地干扰了医院的正常工作。1967 年10 月7 日他们发表了造反声明，宣布组成整顿办公室，接管了广播室、打字室、保密室，还规定凡召开党委会也必须有造反派参加，否则是非法的，概不承认，这是发生在五医院的夺权行动。由于派性作怪，他们将我们这些科主任一级的中层领导都称其为“保皇派”，在科内宣称都没有资格再领导科室的工作，责令我们去医院农田里劳动，可是又提出虽然无权领导，但科里出了问题还要负责任，因此各科室的医疗工作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造反派他们不抓工作，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在上班时间内，随时都去开会“闹革命”去了，有时连手术都无法安排，工作无人问津，只有少部分群众坚持上班，各项医疗制度都松驰了，医疗质量不断下降。1967 年12 月，一部分人受指派去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中有的人是受教育者，有的人是教育人者，当然啦，我们这些“保皇派”都是受教育者。学习中也有的人作为重点对象是被挨整者。学习班后期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文革期间发生在医院的几件事耐人寻味，对我印象也是最深的现简述如下：第一件：内外勾结从病床上抢走牛化东副司令员1967 年5、6 月间某日的一个晚上，银川市造反派与医院造反派内外勾结，把正在住院的牛化东司令员从病房床上强行给拉走了，在他们捏造的材料中荒称牛四次被捕、四次叛变，这在以后军区组织的调查中全被否定，真是莫须有的罪名任意罗织，而且这种在军营内随便抓人也是不合法的。对此我还曾向兰州军区写信反映过我们的意见。

第二件：到病房抓住院病人陆守才政委1967 年的7 月间，天气很热，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病房值班，病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医院篮球场上看电影，约9 点钟左右吴忠市造反派组织，打着“一月风暴”的一面红色旗帜，乘一辆大卡车，停在病房院子的门口，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迳直走进病房，将躺在病床上的吴忠市武装部政委陆守才同志拉下床，他们几个人分别各抓住一个胳膊或者腿连拉带拖地向病房院子里拉，此时被拉的陆政委声嘶力竭的大叫“救命呀！”，我听见病房走廊上传来的声音，急速跑过去看见他们拖人的情形，便立即上前制止他们的行动，他们根本不理睬，只管将病人向外推拖，我使劲拽住病人向回拉，同时我也大声喊人，我说你们不能在医院乱抓人，我边喊他们人多还是将病人拖到院子中间了，此时外面听见喊叫声的一些人从外面跑进院子里，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寡不敌众，只好放下病人走了，这等于救了陆政委一命，因为石嘴山武装部政委李云峰同志就是回到石嘴山后被造反派押着去游街并被活活打死的。

第三件：追抓军区送信战士事情发生在1967 年秋季的一天上午，那天军区一个通讯员骑摩托车到医院送信，他路过银川市区，在街上将摩托车停在某商店门前，走进商店内买东西，当他从商店出来时看在摩托车的前轮子上贴了一幅标语，这个战士无柰只好启动摩托车向前开动，这样一来，车轮子上的标语被撕开了，此时造反派大肆叫喊“解放军撕标语啦”！这个战士继续开动摩托车直奔南郊解放军第五医院院部，随后造反派乘一辆吉普车，在车的前门外面一个头戴钢盔，左手挎着车门，右手高举着一把指挥刀，气势凶凶地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解放军第五医院，他们在院部大门口下车，直奔院部的院子内他们两个人将这个战士反背扭成坐土飞机式的样子从院部的院子里押出来走向他们的汽车，此时我正在图书馆看书正好看见了他们的押人的情形，我迅速跑出来制止他们公然在白天化日之下在部队营区抓人的行径，医院有的人则吓的跑到院子外面的高梁地里不敢出来。那时正好在渠边打土坯的两个农民看见造反派抓解放军而气愤不过，便双手抱了几块砖头追过来了，他们持砖头砸向造反派的吉普车，此时一些工作人员和病员也围了过来，有的人拔下车上的钥匙，有的人将造反派手中的指挥刀夺过来用力窝卷起来连同他们头上的钢盔一同扔到庄稼地里去了，有的人还继续砸吉普车，车篷布已经砸坏，眼看要出事了，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我立即站在汽车上高喊：同志们，都安静一下，我们由工休人员、农民组成一个小组和他们谈判解决问题好不好？在场的大部分人都齐声说好，于是由我参加的共5 个人和造反派在医院的门房内谈判，当时我们一再强调他们向车轮子上贴标语就是要挑起事端，是错误的，再以此为由追到部队医院来绑架军人更是犯法的，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为了息事宁人，我有意提示他们要识时务，他们见势不利便一再承认错误并写了一个认错保证书，到此谈判结束。

大家出来后，我向在场的群众对谈判结果做了个交待，念了他们写的保证书，取得了大家的谅解。我立即要回了汽车上的钥匙交给造反派，他们便很快开车走了。此时，我从内心里才感到一些轻松，庆幸这次没闹出什么乱子，回想起来也真是令人有点后怕。万一出了人命后果不堪设想。据知后来造反派对两个农民还进行了残苦的报复。

1968 年4 月份，医院造反派组成反“四右”办公室，所谓“四右”即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并于4 月25 日召开全院群众大会，号召反“四右”，声称院党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号召大家起来揭发问题，因此使医院的正常工作进一步受到了极大的干扰。至八月份军区来人传达了宁夏军区临时党委兰州会议精神。宁夏军区临时党委兰州会议是军区临时党委在上级党委主持下解决内部分岐统一认识的一次会议。医院党委根据会议精神，用一个月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医院出现的问题，经过认真分析，大家认为医院多年来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一定要保持部队稳定，并指出医院少数人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军内外上下串连，随意揪斗院领导、成立“整顿办公室”并凌驾于院党委和政治机关之上造成院党委和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都是错误的，院党委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措施，使医院的混乱状态有一定好转，各项工作初步纳入轨道。虽然如此，但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如资产阶级的派性、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医院仍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钻了“文革”的空子，以及极左的面貌呼风唤雨、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们把国家闹到了危险的边沿，直到1976 年10 月6 日，我党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大快人心。

第八节

抓战备促工作1969 年前后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国际上中苏关系紧张，在战备教育中上级教育全军要调整方向，要调整方向，要坐南朝北加强战略，1969 年10 月医院根据上级的指示，为适应战略的需要，执行新的编制，将放射、理疗、病理、检验四个科室合并成一个大科，定名为理化科。同年10 月28 日下达命令，任命我为理化科主任，同时将理化科、药械科、门诊部的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加强科内的工作，强调了各种的规章制度，必须适应战备的要求，坚决克服文革中出现派性引起的一些混乱现象，特别是在科内重点突出的科内的团结与协作，树立以科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工作中要细心、认真、密切配合加强责任心，防止差错事故，一定要保证各种医疗设备的完好，以保证各项战略任务的顺利进行。1971 年元月全院开始并先后组织了两批拉练，实施行军野营，展开占据救护的演习，加强了战略观念，提高了战略素质。1971 年4 月份以前陆续又派出4 批医疗队下部队，到边防去农村送医送药，为部队和农民服务。1971 年9 月正好发生了“9·13”事件，战备气氛升级，9 月份按照总部下达的“加强战略，适应打仗要求”的指示精神将分科制改为以所制，全院共分三个所并相应成立了党的组织，直至1972 年11 月才又恢复了原来的分科建制，我仍为放射理疗科主任。1973 年总后下发了《医院医疗规章制度》工作中有章可循了，藉此机会医院狠抓了交接班制、接诊制、查房制、消毒隔离制等各项制度。1974 年2 月贯彻周总理指示，全院整顿作风，主要是医疗中的粗疏作风，整顿分揭、批、改三个阶段进行。那些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1974 年5 月份军区指示执行贺兰山守备任务，战时医院由驻军医院改为野战医院，担负阵地防御作战的医疗救护。1977 年7 月在兰州军区组织实施下，我们检验科派专人对我区几个地区的水源水质进行了调查，历时一年的时间。战略工作一直没有放松。

第九节

带医疗队下乡1975 年5 月初，天气稍暖，柳树叶刚发芽的时候，医院组织了一个医疗小分队，指派我负责带队，赴永宁县任存公社执行医疗任务，为群众防病治病，重点是宣传计划生育，开展绝育手术。下去后我们每天上午到公社医院参加门诊或做手术，都是免费，下午去各生产队深入各家各户巡诊和走访，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宣传计划生育，动员有子女的育龄妇女接受绝育手术，群众对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军民关系也非常融洽。在医疗队的工作中我们意外地发现对一名健康妇女怀疑有乳腺癌，随即介绍到我们五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就是乳腺癌，于是免费进行了根治术，病人非常感激。还有一个20 岁的女孩，家母去世，只有一个60 多岁的老父亲，人称蒋老头，他俩相依为命。这个女孩身体单薄瘦弱多病，经常咳嗽发烧，久治不愈，我们经询问检查怀疑患有肺结核，便介绍到我们医院X 光拍片后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于是住院免费治疗，住院一个时期治疗出院，他们父女非常感激，事后提了几个油饼表示感谢，我们婉谢了他们的好意。另外还有一个老农民名叫朱顺，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因患疝气，在医疗队我们给他免费做了手术，术后恢复的都很好，他非常感激，为此他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医疗队离开那里二年后，他老伴左下腹部发现一个比拳头还大的包块，在地方医院诊断不清，又不给收治住院，眼看病情一天重似一天，人都快不行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又到解放军五医院找到了我，我请外科会诊，外科先让住院检查，住院以后考虑到病情复杂、多系性肿块，因此决定手术探查，打开腹腔顺势仔细检查，确诊为一个大脓肿，其来源是脊椎结核，脓液下行至腹部形成一个大的脓性包块，于是排脓后切掉包块，同时沿后腹壁上行彻底清除了脊椎结核病灶，不信病人完全康复出院，为此这位老农民感恩不尽，认为五医院挽救了他老伴的生命，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每年几乎都要来五医院看望我们。

我们医疗队在农村待了半年多的时间，于10 月底完成任务返回医院，在这期间做手术300 多例，未发生过任何事故，而且还帮助公社医院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为他们培养了技术力量。更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尤其是医疗队结束时，公社领导、公社医院的全体同志以及当地的社员群众都前来欢送我们，真是亲如一家人，有的含着热泪难分难舍，那种场合感人很深，久久不能平息。返院后我们向院领导系统地汇报了医疗队的情况，医院和军区后勤的领导都表示很满意。

从医疗队回到家里后，我父亲提出要让我送他回老家，本来我从老家把父亲接来待了三年，那时粮油及肉食供应比较紧张，但生活上老人也没受什么罪，为什么非要回去呢？经了解主要原因是，那时院内另外有两个年龄和他相仿的老人每天在一起晒太阳这两个老人，先后都由于突发病心血管病故了，而我父亲心生顾虑，认为自己已经83岁，怕过不去84 岁这个坎，万一出事就回不去老家了，于是非常坚决而且固执的非要我把他送回老家不可，怎么做工作也说不通，甚至连饭也不吃了，实在拗不过他，无奈我只好利用从医疗队回来休息的时间请假于十月底送我父亲回山西老家，那时我的心情也很矛盾，非常沉重，十分复杂，却也无奈。

第十节

负责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1976 年3 月医院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领导指定我去负责，所以我便去筹办，参加学习的有50 多人，本院主要是科主任为主，另外还有军区直属单位、独立师、兰州军区511 医院等兄弟单位的医生和主任，学习班由我担任班长兼支部书记，同时自己也是学员参加学习。

学习班开学后要另起灶，改善伙食有一定困难，所以在班上组织大家边学习边开荒，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在军区设法搞了一些粉条对付着，过了一段时间种的茄子、辣椒、茭瓜、西红柿、豆角都丰收了，伙食逐渐有了改善，我们还养了一头猪，从而保证了学习任务的顺利进行。完成中医理论课的学习后，按计划学员都要分别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和银川市中医院去实习。经过半年多的实习时间于1976 年11 月中旬学习班完成学习任务，学员分别返回原单位，这为各单位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受到军区和本院领导的好评。

就在学习班开学不久，我突接老家电报，告知我父亲于76 年4 月17 日病故，噩耗传来我心里痛苦万分。我父亲生于1892 年5 月7 日，去世这年整84 岁，我本应返里治丧，却因学习班的工作脱不开身，故而只是寄了3100 元钱让我弟弟和妹妹从太原回去操办丧事，并举行了父母合葬的仪式，那时我心中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当年我母亲病故我没能回去尽子孝道，如今我父亲痛逝我依然不能回去尽孝，真是忠孝不能双全，依然是子道有愧，遗恨终身！

第十一节

参加全国理疗学术会议，同时也是我的戒烟之旅1978 年文革后，全国科学大会就要召开，科技春天的到来，激励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振奋心情，5 月份全国理疗专业学术会议在辽宁汤岗子理疗医院召开，当时在宁夏医学会我是宁夏理疗学会的会长，所以我也参加了这次全国性的大会，我准备了一篇学术论文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进行了交流。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学习的大会、奋进的大会，畅开心扉的大会。会后还组织了参观，并到大连参观了几个大疗养院，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会上认识了不少老前辈专家、教授、结识了一些同行好友，为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会回来后向领导进行了会议精神的传达汇报并在银川市医学会理疗分会传达了会议精神，同时也组织了对本次会议学术论文的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由此也推动了宁夏自治区理疗事业的发展。

何曾想到，这次会议对我来说竞争也是一次戒烟之旅，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从50 年代后期开始吸烟，粗计也有20 多年的烟龄，“烟瘾”是逐年加大，一天一盒还不够，加上互相递烟一日只少要吸两包烟，逐渐出现了气管炎表现咳嗽、咯粘痰等不适症状，有时还出现尼古丁中毒的头晕、恶心、欲呕等现象。全院开会时自己咳嗽声不断，一听便知我在那里就坐，每日下班人没到家则先听到了我的咳嗽声，家中人就知道我下班回来了。这次参加全国理疗会之前，因患感冒口苦咽干，对吸烟有些厌烦感，就在此时我接到开会的通知，临行前提包内还装了前门和牡丹烟各一条，心想：如果介这次开会机会决心戒烟，那么从沿途到会上我就不将烟拿出来吸，同时也不再向别人散烟，别人递烟我就说戒烟了。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的斗争，再加上临出差前和一位工人朋友俩人说笑中发誓都要断烟，如果谁不戒的话，见了就罚他十元钱，在如此的彼此监督之下我才下了决心坚决戒烟，就这样将此次参加开会变成了戒烟之旅，会期加上参观，往返约二个多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一只烟也没有抽，会上每人还发了烟，自己不吸只留下一盒作纪念，其余都送给了在一起开会的同志。其实吸烟并不上瘾，而就是个习惯、戒烟开始见别人吸自己想吸，但就是强忍不吸，这硬是要狠下决心不可，是有时还感到非常不自在，不习惯，如平时吸烟时右手拿个打火机，左手食指与中指间夹只香烟觉得很自在，而戒烟时双手不知放在那里才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似乎两只手都成多余的了，觉得很不自然，甚至还有些难受，但这只是戒烟期间的一个暂短的过程，这种现象会一天天的淡薄下去以至完全消失，所以就这样戒了烟自己身体也逐渐恢复到常态，而且对任何再好的烟再也没有兴趣了。戒烟后省去了这笔花销，从中节省的钱老伴给卖了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框，引起了我对练习书法的兴趣，从戒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已往讨人厌的顽固性咳嗽再没有了，咯粘痰也不再有了，我现在已到八十岁的耄耋之年却很少咳嗽，也不再受慢性气管炎的困扰了，尝到了不吸烟的好处。

第一次全国理疗学术会议以后，多年来相继在合肥、北京、西安、杭州、新疆、南宁、青海、甘肃等地先后召开了全国、全军以及西北五省（区）的理疗、物理医学与康复专业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我基本都参加。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第十二节

适应战备医院升格为中心医院第五医院一直担负着宁夏驻军平战时的医疗卫勤保障任务，上个世纪六、七年代中苏、中蒙边界关系紧张，宁夏地区战略位置显得更为重要，在未来战争中，它是主要防御地区之一，1979 年7 月12 日

（79）151 号命令第五医院升格为兰州军区中心医院，床位由原来300张扩展到400 张，还担负着宁夏驻军医院群的医疗卫勤保障的指导工作，因此第五医院的战略任务也就更加繁重。在这种新的战略形势下，1979 年3 月军区任命我为第五医院医务处主任兼理疗科主任。我受命于这种非常时期的特殊情况，面对现实我深知医务处的责任重大，因为医务处就是医院的参谋部，积极配合院领导抓好各项相应的配套工作非常重要。医务处的职责就是在院首长的领导下对全院的医疗工作、医务行政实施组织管理、医务处主任负责全盘。医务处首先按照上级意思，组织进行了分科，内科系统分内1、内2、小儿科。外科系统分外1、外2、妇产、五官科，还有传染科和门诊部。在此基础上狠抓了工作秩序、服务大度和医疗质量，进一步建立和各项医疗制度，为落实全军医院工作会议提出的“医院管理制度化，医院工作规范化、技术操作常规化的要求，根据院党委的安排，于1979 年8、9 月份进行了一次医疗质量的大检查，通过检查肯定成绩，找出差距，制订改进，完善了院周会、院办公会、院首长每周查房制、各级值班制，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枪救危重病人的规定、做大手术和开展新业务技术时的请示报告制度等，从而促进了全院各项医疗工作的进行。1980 年3 月全院成立了科学技术领导小组，我担任副组长，组织实施各项科研任务的开展，如微血管外科的技术操作试验，先后多次进行肾移植试验，转移因子的试制成功，南部山区克汀病的调查研究等，我特别向自治区科委申报科研项目承担了课题的研究，科委拨来了四万元经费，保障了各项科研任务的完成，解决了不少问题。1980 年总后下发了医院各级人员职责和医院医疗工作制度等，医院作出了分科后有关医疗工作中的几项具体规定，规定共分四个部分，37 条，还对分科后的收容范围、门诊病人的诊断、收容、值班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80 年10 月根据军委、总政的通知对全军业务技术干部进行了技术职称的评定，开始全院有人被评为副主任医师，我是其中的一名。

第十三节

加强技术训练，提高专业水平，开展新业务新技术医院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质量。1981 年3 月，上级任命我为第五医院副院长兼理疗科主任，分工我是常务副院长，负责全院医疗技术的管理以及专业训练工作，因此，我通过医务处继续进一步抓了这些工作，特别是在抓好服务态度，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保证医疗质量等日常重中之重的工作同时，又抓了医护人员的专业训练，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按原计划完成了兰州军区军医学校第七期五医院护训队74 名学员的毕业（80·7~82·7）。

1981 年6 月为贯彻全军卫生专业会议精神，针对本院仍有66%护士未经正式系统专业训练的实际情况，开办了81 年6 月15 日至83 年6 月的在职护士业余训练班，分期进行了专业训练，考试合格者发给结业证。另外还了部分医务干部入学或外出进修。相应地医院也逐年增设一些医疗设备，促进了医院的发展。1985 年医院开设中西医科，对进一步开展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工作有了组织保障。

为了开展心内直视手术，1984 年9 月在充分做好技术、物质准备的基础上，医院选派有关人员组成一个手术班子到沈阳军区总院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培养掌握了这项技术，回院后在专家亲授及有关科室的配合下于1986 年11 月3 日首例室间隔缺损合并室流出道狭窄心内直视修复术获得成功，接着又做了法乐氏三联症和法乐氏四联症等心内直视修补术，在一周内共作了5 例，较顺利的开展了心脏外科直视手术的新业务技术。此项新业务技术的开展不但带动了全院各项新业务的开展，同时扩大了我院在宁夏地区的影响。随之1986 年11 月我院断手再植成功，同年颈前路扩大减压术的开展等大大推动了，全院向科技攀登的信心与大好形势。

在开展心内直视手术中有这么一件事值得提一下，那时从宁夏南部山区来了俩姊妹，他们父母双亡，是姐姐带上妹妹过日子，因妹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将家中仅有的一头毛骗卖了200 元钱，带上这些钱来到我们医院住院，经检查后适合手术指症，于是便收治住院了，术后不久发现其姐姐每天白天出去一直到晚饭后才回来到病房照护妹妹，为此遭到科里护士和病房人的埋怨，护士长找她谈话才知道她身无分文吃不上饭，而是上街讨些吃的和零钱以补妹妹住院用，这件事科内同志深受感动，便纷纷捐钱捐粮票，院里知道这件事情后，经研究决定其姐姐可在病房吃饭，出院时一切费用全免而且将入院时缴的200 元钱退还本人以供其返回时的路途消费以及基本生活费用。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穷苦人民的关怀，在工休人员中曾传为佳话。

1987 年10 月晋升职称评定时我晋升为主任医师、技术5 级。这次晋升时要进行论文答辩，其他人都到兰州参加论文答辩，而我因为论文较多已近50 多篇，而且又有两项科研成果奖，因此评定时上级特批准我为唯一的免去论文答辩，直接通过晋升为主任医师。

第十四节

社会兼职是责任也是奉献在我人生的中年后期，社会兼职也慢慢多了，收到的聘书就有八九个之多，对曾兼任的职务，却占去了我不少时间，费了不少精力，但我觉得这对社会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奉献，对自己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和磨练都是值得的。从60 年代初期开始，我就从内科临床转向理疗专科。文革后期，1974 年前后中华医学会宁夏分会恢复建制，我即兼任宁夏分会理事及宁夏理疗学会会长和银川市老年学会委员。1984 年由于理疗学会更名，改为中华医学会宁夏分会物理康复学会，我仍被推选为该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医学会每月组织一次学术活动，活跃了学术空气，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讲座，提高了本地区理疗专业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质量。中华医学会全国物理学会，为了与医学接轨，与时具进配合开展医疗，先后在武汉华中医科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医院的国际卫生组织（WHO）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于80 年代及北京残疾人康复医学研究中心于80 年代及90 年代先后两次开办医学研究班，为学会培养骨干，在物理医学的基础上扩展研究医学，我也都参加了研究班的学习，为我以后的十多年过程中开展康复医学打下了基础，我曾撰写了《发展中的医学》一文，详说了康复医学的，现况及自己对康复医学发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在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宣讲，同时付诸临床实践。1985 年7 月被宁夏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聘任为区政协老龄组副组长，曾巡回到各县宣传医学，尤其是老年的基本知识，并协助青铜峡残联举办了残联基干康复学习班等，从而推动了本区康复事业的普及开展。于1989 年至1996 年曾先后担任《中华理疗杂志》第三届、第四届编委会委员，90 年代以后又被聘为《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第五届、第六届编委会委员以及《电子医学与健康》杂志编委会常任理事。1983 年还曾任《兰后卫生》编委会委员。在受任以上诸杂志的任期内，先后为其审稿、校稿、撰稿并完成了编辑部所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直至我离休以后的若干年内，于2010 年9 月才算将这些兼职卸任。在军内1982 年4 月，我被兰州军区评为科学技术先进个人，出席了兰州军区医学科学技术大会，会后于1987 年被任为兰州军区第六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83～93 年任兰州军区理疗康复专业组副组长（文件上任命我为组长，我写信表明组长应由兰州总院牵头，我愿当副组长，结果未见另行文）。1988 年又被聘为兰州军区科技成果评委会委员，其后为本区理疗康复专项科技成果和奖项进行了技术审核和评定。1985 年2 月被自治区劳动人事厅聘为自治区干部疗养康复医院暨区康复中心的顾问，每周参加一次专项业务工作，并定期讲授物理康复的系列讲堂讲座，培训提高了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