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前 · 郭龙德纪念

第一章

日本侵占

第一节

日本飞机轰绛县城绛县地处山西省南部，位于中条山的中段北麓，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都劳动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1938 年5 月，日本飞机轰炸了绛县城，那时我才不满5 周岁，可是我对那次的空袭仍然有所记忆。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我中华大地，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严重关头。从山西来看，八·九月间日军已入山西境内，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山西人民也组织了抗日力量，我二舅于文海就是在那时参加了牺盟会领导的决死队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山西交城一带抗击日本鬼子的，后因身负重伤而下到了地方的。那时由于闫锡山的无能，晋绥军的节节败退和日军的步步进逼，1938 年春日军集结兵力顺大道南下，1938 年2 月日军进犯晋西，2 月28 日临汾失陷，3 月日军向晋西北进犯，1938 年10 月上旬已侵占了晋南大部城镇，闫锡山11月4 日撤出太原，11 月8 日太原失陷，太原失守后日军则沿同蒲路向南突进，在这种阴云密布战火纷飞的情势下，日军为了配合其侵略战争的进展，曾分批多次地向所推进的前沿阵地的各城镇进行战略性的狂轰乱炸，就是在这种战争的背景下对绛县县城进行轰炸的。

在我的记忆中，约在1938 年5 月份的一天，我和巷内一个邻居家年龄相近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那那时他母亲给了他一块咸菜，他拿在手里走出门和我在一起玩耍，他首先咬了一口，然后也让我咬一口，可是我不慎咬上了他的手，他哭了，我吓的也哭了。正在此时，忽听到由远到近的嗡嗡声，以至迅雷不及掩耳的轰鸣声闪临头上呼啸而过，原来是日本人的飞机来啦，把我们俩个都吓坏了，而且炸弹的爆炸声震动大地，把我们也吓懵了，也不知道哭啦，于是都回身向家里跑，大人们也出来了，把我们往回拉，那时也没有防空洞，只得躲进屋内缩成一团，却也毫无奈地任意敌机轮翻多次的狂轰乱炸，直到敌机走后多时人们才敢出来，这次突如其来的轰炸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恐怖的阴影，事后走出街外，记得街上有炸塌的房屋和铺面，炸死的人有的已用席子盖了起来，小孩都不敢靠近，真是令人恐惧、可怕极了，特别是死者的家人们跪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十分凄惨，乡亲们纷纷上前向其安慰。这次血惺轰炸造成的伤害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笔血债和滔天罪行，这种侵略行径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二节

躲避日本全家出走自从1938 年5 月，日本对绛县城内进行轰炸以后，人人都是惶恐不安，社会大哗，时已进入7 月份，眼看日本就要打过来了，听说日本急进先头部队已攻到塬下，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中条山东部日军与中央军发生激战，各有伤亡，我们在城内可以听到炮声，开始声音较远，以后渐大，且日近一日，后来由于中央军防守失利而逐渐向西部后撤，进入7 月份以后，日本马上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刻，谁也顾及不了许多，老百姓各自相继弃家外逃，记得我们家也在某日的一个下午，父母亲领上我们姐弟们，随身带了些馍饼之类吃的干粮，和必须的几件衣物被褥等，锁好家门离开家园逃向城南方向的尧宇村亲戚，该村就在中条山中段的脚下。到亲戚家住下后，发现他们正在园子里挖防空洞，过了两天绛县城已于7 月7日（农历6 月初10）沦陷，看来亲戚家也保不住了，在这里白天晚上都有中央军部队从中条山脚下的大车路上由东向西后撤，其中也有不少人用担架抬的伤兵，匆匆而过，有时几个穿黄色军装背着盒子炮的年青士兵站在高处眺望。当时的情景对我都有印象。

第三节

日本来啦，乡亲们急于逃命中央军的部队撤完后不几天，接着就有日本兵追赶过来，那时老百姓急于逃命，慌不择路地扶老携幼顺着中条山的山沟向山后跑，我们也跟上来戚家一同奔跑，大家正在慌乱地跑着，在西面山头上的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他连着向我们开枪，忽然间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亲戚家不惑之年的叔叔，子单从他的颈部击穿，瞬间血从颈部及口腔直往外流，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不一会他便倒下了，把我们小孩吓的直哭，其他人都爬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等了片刻鬼子兵从西面山头上走了，大家才起身走到那个受伤的叔叔跟前，可是他已是奄奄一息了。亲人们也顾不上照顾他，只好把他抬放到低凹的河槽内，用衣物遮盖上，然后含着沉痛而悲愤的眼泪依依不舍的离开，继续向后山跑去，生怕日本鬼子跟上来，直到第二天才心有余悸地下山来简单地料理了尸体，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又一笔血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山上待了几天，那里只是个空山沟，没有人烟，食宿都是问题，好在7 月份天气不冷，但没吃的也待不住，直至老乡们了解到日本鬼子已经过去了，所以才先后返回村里，我们和亲戚家也一同下山回到村子的家里，那时村庄和家里到处是一片狼藉，虽然如此，但总比在山上强，可是当时我们全家5 口人，待在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只得另找出路，于是父母亲携儿带女远走他乡，艰难地踏上了逃难之路。

第四节

逃难的历程艰苦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不知道造成了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活命，他们扶老携幼弃家出逃，东奔西走，以致颠泊流离，漂泊他乡，历尽磨难、度日如年，在死亡线上挣扎地过着流亡的生活。不少人死于非命，在我们家乡也是如此。

1938 年7 月我们绛县城沦陷后，日本加强了城防，城门加了岗哨，出入城门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搜身盘问，稍不顺眼就是拳打脚路踢，甚至捆起来吊打，连命也保不了，因此，我们城内有家却回不去。那时，实际上城内城外都是一片混乱，尤其是后来在县城附近的南乔、路村、乔村、郭家庄、南官庄都成了日本住守的据点，人人自危，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日本人到处抓男人当苦力，男人们东躲西藏，谁也不敢露面，因此我们在尧宇村亲戚家也不能久留，从此我母亲才携儿带女，领上我们姐弟三人离开了尧宇村，另择出路。当时考虑着能靠近我姨姨家和姑姑家总有个照应，于是我们从中条山脚下的尧宇村出发，不能再上山，只能沿着中条山根头脚下的河槽向东再向北，绕过县上日本驻扎的据点，穿过一些荒凉的村庄或沿着沟沿向前走，有时则下到沟底顺着溪流行走，一直走到北乔野、乔野堡一带。从1938年7 月至1941 年6 月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在这片地方过着艰难困苦的逃难生活，真是岁月难熬度日如年呀。据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多是住在阴冷潮湿的破旧窑洞里生活，这些窑洞都是没有门窗，我们找些高梁杆堵上挡风雨，再找些干了的矛草铺上，然后将被褥放在草上铺开以便睡觉，母亲领上我们几个孩子就住在这里。白天我们在沟里拾柴、挖野菜，连喝的水也要下到沟底用瓦罐去提水，我们先后在不同地区住过的窑洞就有六、七处之多，如乔野堡的西坡上，东沟头、北乔野的北沟里、东沟里、西洼里等。1940 年形势稍稳定，村民们又多回到村里居住，我们是外乡人，到处求人，幸好北乔野村有一家叫李香芝的农民，他那时约40 多岁，俩口无子女，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家有一栋座南向北的南房，院子北侧有一小间牛圈，因无牲口而闲着，他们看到我母亲携儿带女非常可怜，也就将这间牛圈让我们住下了，从此我们总算是住上了房子，脱离了窑洞生活。但我们每天仍然是拾柴、挖野菜度日，有时在庄稼地里检些散落的果实吃，偶而我父亲回来从我姑姑或姨姨家拿回来些粮食或其他吃的作饭给我们吃。尽管如此，村里人仍然天天都是恐慌不安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日本鬼子进村祸害人，随时都准备再向村外沟里逃，以防日本鬼子侵害。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中条山东部的几个峪内驻有中央军，也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日本人先后不断进犯，特别是1941 年5 月日本鬼子发动了大规模空前的中条山大血战，双方伤亡残重，那里的老百姓也遭到烧杀，有的被奸淫掳掠后全家被害，遍地暴尸，男女老幼死无计数，据说不下五、六百人之多，这也是对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的具体写照，因此老百对日本鬼子的提心吊胆是有着血的教训的。

在以上我们逃难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对我印象最深的历史事件，记述如下：

（一）抗日武装偷袭南乔在1938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南乔野村自卫队配合国民党15 军某连，对该村日本据点进行了突袭，打死日本鬼子60 多个，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破坏了一门日本的小钢炮，消息在社会上广为传颂着，真是大快人心，这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逃难就正好在此附近。据说该村事后还遭到日本鬼子入村杀人放火进行了疯狂般的血腥报复。

抗日胜利后该村被誉为忠勇村。

（二）死里逃生的和尚战乱年代，日本人乱抓中国人当苦力，白天强迫为他们扛东西，晚上就被杀掉。乔野堡有个名叫和尚的壮汉就是被抓了去当苦力，他是那次被杀的人中唯一幸存者。据知日本人让他们跪一长溜，然后一个个地开刀，轮到砍他的时候，他顺势爬下装死，当时他脖子也在流血，日本人还以为他死了，实际上别人都死了，而唯有他还活着，日本人走后他急忙爬起来用衣服包住脖子后面的刀口处，跑了二里多地到了他姐姐家，他姐姐见状赶紧用缝衣针将他脖后的刀口缝合起来，然后用盐水洗净再用布包扎起来，就这样刀口便慢慢的长好了，他也竞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为此他出了名，直到解放后他还活了三十多年。

（三）拿驳壳枪的人约在1939 年的夏天，我们在乔野堡西坡上住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在邻居家的窑洞里玩耍时，看见在里面窑洞的坑上盘腿坐着一个穿黑色衣衫的中年人，他怀里放着一把驳壳枪，和窑内的乡亲们攀谈，后来听说这个人和村头沟边的蔡家婆的儿子在一起干事，他们都是在八路军中干事的抗日组织。那时他们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突然变得十分高大，令人肃然起敬，可惜后来再没有见过他们。

（四）人兽同穴我母亲多次追述过这样一件人兽同穴的奇事，那是在1939 年的初秋时季，我们住在北乔野北沟里的一个土窑洞里，门窗晚上都是用高梁杆和草堵住的，以防严寒及避风雨，我们住在窑洞的后面，每天深夜总有一个似狗非狗的动物钻进窑内，那时父亲也不在家，只是母亲看着我们几个熟睡的孩子过夜，面对野兽赶也不敢赶，喊也不敢喊，只是胆战心惊的坐在我们跟前守护着我们，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好在那个野兽始终没有伤人，只是蹲在地面中间一动不动地蹲着，直到拂晓时分才悄悄地走了，白天却无踪影，就这样她陪伴我们共度了一段苦难的日子，这件事当时母亲又不敢告知我们，父亲听后也是心有余悸十分后怕只是事过多时母亲向大人们说及此事时，别人则说这是天意，是好事，这是狐狸仙在保护你们母子（女）平安哩以示安慰。当以后我们长大知道了此事时，我们不尽在想：母亲当时是多么地担惊受怕呀，特别是父亲不在，她又怀着孩子她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惊吓和无奈的痛苦呀……！而且我妹妹就是在那年的9 月5 日出生的，可想而知我母亲又是在怎样的煎熬的困苦走过来的呀！

（五）弟弟跑丢啦约在1940 年夏天我们逃难住在北乔野村时，一次日本人进村来了，被村民发现后，老百姓都从村北头一个走熟了的墙缝爬出去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后洼里躲藏，那里也有很多住人的窑洞，我们在那躲了三天，逃到那里的人们分头住在几个大的窑洞里，我们则是人畜共处或谓人畜共穴，半夜牲口叫唤把我们孩子们都吓了。就在这次的躲难中，我弟弟给跑丢啦，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见，三天后才从另一个洼里找回来，通过这次教训，来避难的都是沦落人，相互同情，有人好心相劝我母亲，让我母亲把我弟弟送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尽量减轻负担，以免拖累受罪。但我母亲坚决不肯，她说：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舍不得呀！所以才没有送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提及此事，我们心里都感到不是滋味，同时深深感到母亲的可亲可敬，她是多么的无私而伟大呀！

（六）父亲差点被日本人抓走在逃难中，有一次在村北沟边的地里，我父亲差点被日本人抓走，当时我父亲被日本人发现后被大声责令叫住，叫他举起手来进行搜查，就在正行搜查时，我父亲看到附近只此一个日本人，于是他急中生智，突然将日本人抱住迅速将其摔倒在地，从沟边跳下土崖逃劫一难，那个日本兵也未敢追赶只是空放两枪就走了，回忆起来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英勇的生死搏斗呀。

（七）父亲身染重病，异乡被歧1940 年夏秋之交，我父亲身染重病，高烧不退，数日不能进食，眼看就不行啦，此时村里有个绅士则出面干预，说我们是外乡人，不能死在他们村里，于是硬逼我们出村子。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将我父亲搬到村外南头一个破旧而阴冷的小窑洞里住下，我们在村里住的房东李香芝大叔还帮我们找了些中药治疗，我每天给父亲送水送饭，不久我父亲的病竞奇迹般的渐渐痊愈了。从中可以看出，旧社会穷人是没有地位的，有钱有势的人根本就不把穷人当人看，这在我的脑海中也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八）八岁被迫为日本据点修工事1941 年6、7 月间，我们逃难在村里居住时，日本人经常向各村摊派要苦力，为本据点修工事挖壕沟，一次村里要各家出一个人，那时我父亲出去躲避常不在家，于是村里非要我家出一个人不可，实在没办法，我母亲找了一把小镢头，拿了个平时吃不上的高梁面窝窝头，让我跟着10 多个农工去日本据点修工事，一连去了几天，在工地上日本人荷枪实弹进行监工，看谁不顺眼就穷凶极恶残无人道地拿皮鞭乱抽人，吓的每个人都只是低头干活，谁也不敢抬头，更不敢吭声，那时我才8 岁，不够成人年龄呀！

第五节

在日本铁蹄下的亡国奴生活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苦不堪言。我们绛县沦陷不久，日本鬼子就开始组建日伪政权，设伪县政府、伪警察局、伪警备队，尤其是在伪警察局下面还设有警察班、特务队（便衣队）等，这些汗奸组织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豢养下的鹰犬，实行“以华治华”的手段统治中国人的，他们都是听命于日本司令部、兵队、新民会指令的直控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欺压老百姓，残无人道的残害人民，他们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经常配合起来到农村逼粮要款、牵拉牲口、车辆，横征暴敛，任意抓人，甚至捆绑吊打，闹的鸡犬不宁，死人的事常有发生，把人民推到了水深火热的深渊。他们登记户口、办良民证，对老百姓实行严密的统治，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量。1941 年秋上原藉在县城内的住户，先返回县城，于是我父亲挑上行李，我母亲提了个荆条篮子领上我们四个孩子也返回城里，但是我们在城内的房院早已被日本鬼子拆光并夷为平地，无奈之下就在东关东南巷借住在别人失修而不住人的一栋歪斜破旧摇摇欲坠的危房里，房前还用一根木桩顶着，就这样凑合着住下。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父亲打短工或与人家换工的方式利用别人的牲畜种地或挣点钱补贴家用，母亲纺棉花，帮人织布或缝针线挣点零用钱，我和姐姐常天拾柴禾、挖野菜，有时在市上拾点菜叶回来充饥。有一次风刮落了很多高梁叶子，我们检了一捆，背着往回走却被地主拦住说是剥了他家的高梁杆叶子，将我打了一扁担，当时疼的我很长时间不能走路，这种屈辱也是难以忘记的。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45 年日本投降，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的屈辱生活，通过对以往的往事回忆，也有着一些终生难忘的记忆，追述如下：

（一）我家房院被拆并夷为平地我家庭院的地址，在绛县城内焦家巷的中段路东一侧，在院落的北侧是一家姓李的财主，他家有一排坐北朝南由西向东排列的一进三套院子，院门朝南，门前是一条小胡同，马拉桥车可直接进到胡同底，都是一砖到顶的建筑，日本人进城后司令部就驻扎在他们的并排三套院子里，为了保证日本司令部的安全，于是就将司令部以南的房屋全部拆除并夷为平地，正由于我家就紧靠着他们这个院子，于是也就荡然无存了。从而在日本司令部的南边就形成了一个平坦的开阔地带，在那种日本人为所欲为暗无天日的战争年代，在沦陷区谁还敢说什么话，讲什么理呢！

（二）上小学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县城沦陷后，日伪政权成立，在城内开办了一所新民小学，招收适龄儿童上学，我母亲认为再苦也要让孩子们念书识字，不能再像父亲那样目不识丁了，于是1942 年我姐弟们也就到城内新民小学校报名上学了。那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家中家务忙或农忙时就回家帮助干家务或农活，没什么事就去上学念书。在校主要是奴化教育，宣扬什么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建设东亚新秩序，课程有语文、算术、修身、还有日语课，尽管如此，但从内心讲，我们还是仇恨日本人，对他们非常仇视，特别不愿意学日语课，经常背不好日语而受罚，老师让我们站在院子中间头顶炎日挨晒，虽然如此并不能减少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反而更加仇视他们，只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在学校还有少数学生名曰是“建设生”，他们都是伪汗奸们的子弟，是公费上学，伙食费和制服都由伪政府供应，在学习上也不平等，每次考试他们不论分数高低，总是在榜上名列前矛或第一名，如伪县长的子女考试分数不高，但出榜时总是第一，学生们很不服气，心里不平总是敢怒不敢言。

（三）胖娃和瘦娃的故事在我上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小同学是一对双生，他俩对我印象特别深，大的胖娃，是哥哥，小的瘦些叫瘦娃，是弟弟。哥哥的脖子上有一个较大的伤疤感到非常惊奇，所以有一次我就悄悄地问他，我说你脖子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他才低下头很伤心地说起那段让人心酸的经历，他说那是三年前在逃难中，他们住在窑洞内，他母亲抱着瘦娃（弟弟）在洞外干活，突然发现日本鬼子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他母亲来不及进窑洞抱胖娃（哥哥），只管抱上瘦娃往后沟里跑，不多时日本人走了，他母亲抱着弟弟急忙返回窑洞家中，那时窑内乱成一摊，一眼只见胖娃躺在坑头席子上头颈部流了一滩血，原来是日本人用刺刀向胖娃颈部刺了一刀，他母亲赶忙将胖娃抱起来，仔细一看发现孩子还有点气，于是赶紧将伤口用布包扎起来止住了血，总算是命大，后来胖娃慢慢地苏醒过来，就这样养了一段时间也就好了，却在脖子上留下了这个终生难忘的伤疤。听了他的诉说我很同情我们俩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半晌都说不出话来。这也是日本鬼子犯下的又一个无可争辩的罪证，因为我很同情胖娃的遭遇，那时我们都虽年小，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谊。

（四）东关东门外木架上的人头我记得约在1942～1943 年之间，有一次日本人在东城东门外杀人，事后他们将用木板做好的十多个只有三面有档板的方形木质盒、盒底下钉有一个直立的木桩，每个盒内都放一个人头，他们将这十几个装有人头的木盒栽在城关东门外的路两侧，列成两排，有的嘴上刁个烟卷，有的头上戴个瓢帽，凡是进出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抬头看这些无辜的中国人头，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不然的话，对不敢抬头看的人就用皮鞭抽打，还用保险套吹成的气球打妇女的脸面部，这是对中国人的莫大凌辱，难道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宣扬的中日友好亲善吗？！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王道乐土吗？！

（五）阴森森的鬼门关———城内东门关卡在绛县城内与东关之间，隔着一条南北走向的横沟，这条沟长约八余里，深约十余丈，沟底还流有溪水，人们叫古龙沟，在沟上建起一座桥叫镇峰桥，通过这座桥将城内与东关联系起来，这是贯通城内与东关东西走向的一条唯一通道，城内东门自古又称镇峰门，它就在这座桥的西头（1967 年人民政府将这座桥拓宽，将桥北这段深沟填平辟为新路，同时将城内东门也拆除了）。

日本统治时期，在城内东门内的路北侧设有岗卡，专由日本兵站岗，在岗位的路南有个小院，是日伪羁押所的所在地，其中临街的一间背靠街，房内常传出有被羁押受刑人员的一种撕心肺的嚎叫声，这是让过往的中国人听的。在岗位的西侧（右方），约50 米处是焦家巷的南口，也就是日本司令部南面开阔地带的南口处，就在这个路口处，又设了一个日本岗哨位，日本人在道边公开地挖了一个关押犯人的水牢，在水牢口处竖立一个木制的十字架，常有一个人被捆绑在十字架上，表情十分痛苦的样子，这是叫过往的中国人看的。

更可恨的是，在日本岗哨的跟前还蹲着一条凶神似的狼狗（军犬），凡是经城内东门过往的每一个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向站岗的日本人弯腰90 度行鞠躬礼，否则，哨兵用手一指，狼狗便扑向行人，经常有人被咬伤，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我自从上小学读书以后的几年里，每天上学都必须从这里路过往返好多次，使人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地走过这个名符其实的“鬼门关”，这不正是对亡国奴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六）日伪寻乐酒灌低智儿日伪汉奸助纣为虐横行霸道，干尽坏事，真是丧天害理，天理所不容。记得在1942 年夏天的某个上午，我走在街上，看见几个日本鬼子和狗腿子汗奸，他们在东关街上的一家较大的饭馆里喝酒吃饭，有一个十多岁的低智能儿，沿街讨乞，正在这家饭馆门口站在那里等待施舍，就在此时，正在饭馆内大吃大喝寻欢作乐的日本鬼子和汗奸狗腿子们，独出心裁地要拿这个可怜的低智能儿找开心，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几个人穷凶极恶地把小孩拉到大街中央，压倒在地，并残无人道地强行把衣服剥光，日本人狞笑着手拿酒壶丧心病狂地往小孩嘴里灌酒，开始小孩还极力挣扎并发出呐喊的声音，但无济于事，终于摆脱不了他们一贵恶狼的施威，直到小孩醉瘫在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时，他们才放手站立起来，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这种丧尽天良的行径，引起了街上行人的愤慨，遭到社会上的冷眼，人们也只能无奈地敢怒而不敢言。这几个禽兽不如的坏蛋在饭馆继续吃饭，酒足饭饱后东摇西晃地走了。这种用酒灌低智儿来寻找开心的罪恶行为真是天理所不容。从此以后在街上再没有见到过这个可怜的低智能儿。

（七）冻死在炉膛里的孩子民国31 年（1942 年）夏秋之际，遭遇蝗虫灾害，在野外田间这些蝗虫铺天盖地向四处蔓延，一群一群的飞过，凡属经过的种稼地，所有种稼均被吃的只剩下个光杆杆，粮食颗粒全无，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乱年代，人民无着，民不聊生，加上蝗虫灾害，等于雪上加霜，老百姓从河南济源一带逃荒到山西的灾民一拨一拨的，有的老人和小孩被饿死在途中，尤其是一些十岁左右的孩子失去父母沦为孤儿后到处游泳，十分可怜。有这么一件事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年冬天气候变冷，很多逃荒的灾民，连一件棉衣也穿不上，只是披卦破布或麻袋抵御寒冷，对一些孩子们也同样如此。那时有的摊贩在街上用砖垒起一个土炉子，上面座上一口大锅，煮上一大锅豆腐白菜汤再放些咸盐和辣子面及醋，一碗一碗地卖，他们早出晚归，晚上收摊后炉子还有余热，有些流浪的孩子们就围在炉子周围取暖，每天晚间都能看到这种情景，有一天可能是由于前半夜炉子还有些暖气，到后半夜炉子渐凉了，有个孩子索性跳上去盘腿坐在炉膛里取暖，诸不知这个孩子就端坐在炉里在天亮前竞然被冻死了，我早上上学路过这里时看见围了一些人在看已死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我感到非常的凄惨，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一些年青人可能感到不可思议，可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个年代在社会上死一个人能算个什么呢，不论沦陷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是一样。那能像今天，在党的领导下都是人民当家作主，不论办什么事，都是以人为本，人命关天，不论特大地震或其他灾害之时，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新旧社会两重天真不能同日而语呀。

（八）我父亲被无故吊打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根本谈不上什么人身保证，即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论理可言。有一次我父亲路过日本哨卡时向日本哨兵行鞠躬礼时他们认为不够90 度，就被打的头破血流，因为身上带有良民证才算了事。更令人气愤的是，在1943 年9 月份的一天，我父亲将自己养的一只鸡抓上要拿到距家20 里路的横水镇去赶集，将卖鸡得到的钱再卖些家中需要的用品可是父亲在集上待了一天也没有将鸡卖掉，于是又将鸡带了回来，当他返回时天色将黑，进城时被站岗的日伪军严查盘问进行搜查，他们看见这只鸡时非要我父亲将这只鸡留下才能放我父亲走，当时我父亲只管向他们说好话，求他们放行，可是他们马上翻了脸找岔说我父亲进城晚了，接着就把我父亲用绳子捆了起来吊在那个早就备有的一个丁字竿上用皮鞭进行抽打，将人打的遍体鳞伤才把人放了下来，此时人都站不起来了，后来还是城里一个熟人跑到我家报信，我们才将父亲拉回来，连鸡也不见了，回家后躺了二个月身体才逐渐恢复，那个时代有理没处讲，气的我站在院子里大声地骂，但也没有用，只得忍气吞吐声，总之能保住性命也就算烧高香了。

（九）马大脚之死在绛县城内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寡妇，绰号叫马大脚，那时我年龄小，对她的身世不了解，她有两个花季的女儿，还有一个小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马大脚这个人社会交往很有一手，自从绛县城沦陷后，慢慢地她和日伪汗奸的关系打的火热，和日本人也有瓜葛，连日伪便衣队队长外号叫小闫王的汗奸也成了她的干儿子，像这样有特殊关系的人，其儿子和我在一起念时，他就是建设生，享受优侍，吃穿全是公费。马大脚出来都是穿一身花旗袍，有时嘴上还刁着根香烟，很有派头，走到那里都神气十足。她和日本人以及汗奸们之间的关系内幕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的关系是根本不会牢固的，后来不知因何事终于暴露出了矛盾，以致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日伪便衣队长也就是她的所谓的干儿子竞把她抓起来，拉到东门外的乱葬岗子给枪毙了。这就是这些狐群狗党彼此之间狗咬狗而必然走向可悲的下场，或者是一种应得的报应吧。所以当地人民群众听到这些新闻个个都拍手称快。

（十）小鹰犬娶亲大约是在1943 年的上半年某日，这天街上好热闹，有一班吹鼓手到列队打头走在前头，吹吹打打鼓乐齐鸣，一边在放鞭炮，一边又在撒彩花，两顶蓝布装包身的花轿，一前一后招摇过市，好不扎眼，原来是日本便衣队小喽罗在娶亲，因不知其姓名索性就称小鹰犬吧，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跟上看热闹，随着向前赶看个究竞，那个小鹰犬骑在马上，胸前戴个大红花，身穿蓝袍黑马褂，头戴大礼帽帽子插有两枝金翎，细看是四十大几的黑汉。听说他已有妻房，可是他又要取一个二房，大老婆却提出非要两顶轿，她也要座一顶去接“新娘”所以才出现两顶花轿，象游街式的一前一后呼闪而过，那天还有一些伪政府的人员前来捧场，按民俗这种反常态的荒唐行为，让人啼笑皆非，他们真是得意忘形，竞不耻于天下之大笑而只顾个人的荒淫无耻，简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十一）日本投降后的绛县城1945 年八月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老百姓都在忙着秋收，城内虽和平时一样，但总感到气氛有些异常，学校日常生活似乎一下松弛了许多，我也回家忙秋收去了，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日本人在城内也不再是那么神气啦，城门的岗哨都由伪警察接替，特别是此时我们看到日本人在城内东门镇峰桥下，古龙沟南侧沟底的最南头的一个桃园里，他们用白布围了一个大园圈，中间地上还铺了布一样的地布，周围还放了桌椅凳子，桌子上还摆着一些吃的东西，但唯独只有日本人参加，像是一个集体活动的“欢乐会”，因为他们边吃边喝，又唱歌、又跳舞，我们站在沟上边看的十分清楚，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是在干什么，事后才明白这是由于日本人已经知道他们无条件投降啦，他们是在作最后的一次集体性的苦中作乐。

在此之后，日本人又在其司令部北侧的一个空场上开始焚烧东西，火光冲天，乌烟弥漫在全城上空，一直连续烧了好几天，到处是乌烟瘴气，烧的东西都是日本人带不走而又不原留给中国人的东西，可见日本鬼子的险恶心肠，真是死有余辜。随后很快在社会上传播着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都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而喜形于色。

实际上日本人是在等待受降，而伪政府机关的人员以及警备队的汉奸们也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苦苦的等待着，城内乱哄哄的。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闫锡山指派盘据在续鲁峪磨盘山的陈子文部，以老县府的名义与城内的日本人交涉，此时八路军在城外将城包围与其相持，实则日本人自然也不顾让八路军进城并接受他们的投降，于是日本人与陈子文合拍后在日伪汉奸的接应下抢先占了绛县城并接受了日本人的无条件投降，而且全盘接受了伪县政府的人员，同时也将伪警备队收编为陈子文的爱乡二团。伪警备队大队长宋子功被委任为二团团长。这样加上陈子文属下的一个团共计二个团，再加上陈子文的政卫营、锄奸队等近2000 多人，受降后陈子文将日本人从绛县城和横水镇集中护送到东镇然后乘火车到太原去了，从此绛县城内完全成了闫锡山的爪牙陈子文的天下了。

（十二）附录：侵绛日军罪行录日军侵占绛县城，灭绝人性，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据县档案局保存八路军太岳区1946 年7 月对日寇侵绛七年零一个半月罪行统计足以窥斑知豹，想象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骇人听闻：

全县被日寇杀害的有2660 人。
被打伤摧残的有1210 人。
被捕监押的有1107 人。
被奸污妇女986 人，奸后患病的人有496 人。
被蹂躏致成孤孤寡的2416 人。
流离失所的有7800 人。
烧毁房屋12500 间。
杀死牲7900 头。
宰杀猪羊48702 头（只）。
损毁农具123400 件，被服损失195000 余件。
砍毁树木310000 多株，大部村庄树木都几乎全被砍光。